山东泗水县检察院开通"一线工作调度平台"提升工作质效
正义网济南6月16日电(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曹阳)在山东省泗水县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上,他们的工作都算不上惊天动地,与那些经常见诸报端的检察故事的主角相比,他们身份很小、很微,工作听起来甚至过于普通。他们每天都在办公桌前打字、看守所里检查、公诉席上举证、接访台前倾听……他们做的都是最普通的检察工作,变化不大,有的甚至还不断重复,淹没在整个检察系统中。2014年,一个名为“一线工作调度平台”的软件出现了,她用最简单的“互联网+”思维,让每位检察官自己为自己代言,拥有专属的自媒体、发声器、成长记录仪,随时镌刻下他们践行检察官职责,如何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出发,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走向成熟。
这些检察官的成绩可能与丰功伟绩相比算不上成功;然而,与一个人的价值相比,他们有的查办了几十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净化了政务环境,为国家挽回数百万、数千万损失;有的帮助当事人调查案件事实,纠正错误判决裁定,维护许许多多群众的合法权益;有的从犯罪个案入手,分析总结了普遍的规律性问题,为社会长治久安献策献计……走近这些貌似不起眼的普通检察官,在一个小小的“平台”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检察诗史。
“小平台”发现挪用社会抚养费“大病灶”
2014年年初,济宁市检察院开始研发“一线工作调度平台”,那时就听说“平台”包罗万象,有工作任务、工作写实、督办评价、视频调度以及考勤管理五大系统。直到2014年6月16日“平台”正式运行,在内部网站的首页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两指节大小的登陆端口,将检察机关综合管理、执法办案、技术后勤等所有工作,纳入到“Online线上调度Offline线下执行”的电子检察模式,可谓内有乾坤无限大。曾几何时,新鲜的“小平台”充满了无限的未知,大家抱着试试看、被动用的心态应用起来。从那时起,“平台”也被一点一点揭开了神秘面纱,走进了检察官的日常工作。
2014年下半年,泗水县检察院派驻苗馆检察室的检察官郭记华多次受领导指派,依托在检察室建立的人大代表议案建议调研基地,邀请各级人大代表到乡镇开展专项调研时,听到了很多群众议论和反映,有些事情说的详细,有些则是只字片语。他感觉自己作为一名新进人员,需要做的功课很多,担心由于自己的稚嫩忽略重要信息,就将所有见闻记载下来,输入到“小平台”上。
检察室的工作是基础的,繁琐的,机动的,时间一长,他觉得自己的记录变成了累赘,正当他怀疑自己的坚持写的工作日记是不是值得的时候,一件事情帮他做出了抉择。
2015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小郭按照往常步骤,打开电脑登陆“小平台”,查看当天接到的新任务以及还有之前任务的完成情况,他突然看到一个醒目的任务标题“协助初查一起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镜,“考入检察院一年多了,我终于要办案啦。”更令他没有想到的事,这个任务与以往的不同,不是检察室主任或者分管副检察长下达的,而是检察长直接布置的。那一刻,内心的愉悦之情“爆表”,一名新检察官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直接受命于检察长。随后,令他更意外的是,这个案件竟然是检察长查看他日志,在群众反映的情况中发现的线索。
这是一起乡镇政府计生办主任涉嫌挪用社会抚养费案件,因为保密措施做的好,初查进展顺利,很快就立案调查,发现了王某挪用社会抚养费购买银行基金获利4万余元的犯罪事实。还有更令他万万没想到的,这一起案件揭开了该领域一个“大病灶”,一举查办了涉及到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原局长廉某、财务科长徐某等6贪污犯罪窝串案。
小郭不仅没有放弃写工作日志,而且他明白了撰写日志对自己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王岗检察长指派小郭参与到职务犯罪预防科对相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的起草过程中,原因很简单,检察长还看到了他在日志中记载,查阅相关资料对当前在社会抚养费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的漏洞分析,以及自己对完善管理提出的想法。
“小平台”体现“大科学”
随着“小平台”的功能逐渐被大家使用,对“小平台”的感受也增加了几分亲切,干警下班互打招呼:“今天写日记了吗?完成了几个任务?用视频开会了吗?”甚至干警们会在一起讨论、炫耀自己学会了新功能、发现了哪些新用途,比较谁使用的更好。
“上平台真是个好习惯,多少年没学会打字,现在我都能赢打字比赛了。”泗水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副科长马成平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在平台日志“我的信心”下记录着“今天,巡视监区,新收押3人……还发现监区在押人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想家……建议让他们自己出两个节目……”点击“保存”后,他将日志关联了监所检察科科长马洪建昨天下午发的最新工作任务“策划和组织在押人员的春节联欢会”。
监所检察科工作内容十分繁重,其中有一项是对看守所执行刑罚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马成平从部队转业来到检察院,刚开始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因这两年表现优异来到监所检察科。他非常珍惜这个岗位,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在别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又与法律书籍、转业知识较起真来。从法律条文到司法解释,从专业理论到检察实践,对于他这个“门外汉”,难度可想而知。
“幸亏我有个好科长。”他在日志里写着,“昨天晚上,上级部门因工作需要紧急把科长抽调过去,临走时科长发来短信:近期需要做的工作都已在平台上派发任务栏里,请认真完成。我当时看到这条短信时,内心感到阵阵酸楚与感动,酸楚的是科长都已到了退休的年纪,身体又不好,又要执行这么紧急的任务;感动的是本来这项任务应该我去,科长考虑到我家庭原因,还是替我去了。”
他非常认真的完成科长交代的任务,但是,有一个事让他一时束手无策。他按照科长的指示,提审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李某,给他做核实材料。因为前几日马科长在与李某进行“入所”例行谈话中发现李某深色慌张,说话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他凭借着多年检索工作的经验,察觉到李某可能有难言之隐。经过教育开导,明确厉害关系,李某幡然悔悟,交代了他冒名顶替的事实。原来,李某被亲戚叫去打仗助威,亲戚用木棒将受害人打成轻伤。后来亲戚害怕受到法律惩处,便让未成年的李某顶替责任,李某出于义气同意了。
“马科长耗费很大精力才避免了这起冤假错案,今天,我去核实情况,李某没看到马科长,情绪大变、只字不提,我该怎么办呢?”马成平苦思冥想,在浏览科长布置的任务栏时,无意中发现了“学习犯罪心理学知识,资料在书架二层东侧,请近期务必详细阅读未成年人部分”。他用了一天时间,将涉及未成年人的心理学教程全部读完,还制定了方案,他第二天竟然真的管用了。原来,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不健全,对待事物的认识与成年人差别很大,他试着用自己刚学的方法,竟然打开了李某的心扉,圆满完成了科长交办的任务。
他点开一篇新的日志,写下:“我明白了科长的良苦用心,他没有在电话里给我布置工作而是用平台,这是提醒我一切工作要掌握科学的方法。”
“小平台”能否实现“大创新”?
平台刚运行的时候,有人说好:让工作有层次感,能一追到底,不怕临时加任务,就算遗漏也有人及时督办,执行进度可以量化,年终考核有依据,强力规范工作。
也有人提出异议:电脑前的摄像头让人不舒服,工作好坏与应用“平台”不成正比,要求多了,不方面了。
时隔一周年,大家不禁想起半年多前,全市检察工作会议中对“平台”的阐述:绩效管理、精准管理、评价管理、信息管理,形成检察管理新模式。
简单理解,“平台”是管理,本质是理论分析,模型分析,最重要特点是强制性、稳定性、职级性,创新难。
在传统认识上,甚至学术研究,机构的管理与人的创新本是很难调和的,很难并存的。难怪有质疑。
2014年是泗水县检察院“基层规范化建设提升年”。经过前两季度的部门自查、互查,7月份,全面梳理整改。随着“平台”应用的深入,每天干警们把整改的工作情况如实写在“工作日志”中,并关联了科长、局长、检察长下派的“工作任务”。
积累多了,就有变化。使用“平台”3个月后,一天,泗水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国红浏览分管部门“整改任务”时,注意到一个问题,就调取了2013年度已办结的一起盗窃案:侦查监督环节向侦查机关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书》,而在公诉部门的卷宗中竟然没有。这是重大失误,非同小可。此时,办案人远在乡下出差,韩国红副检察长利用平台的“视频调度”功能,远程询问办案人并出示卷宗材料。
经过一番调查,这个文书是在该案嫌疑人被批捕后、公诉前,恰逢侦查机关内卷外卷文书标准进行全国统一调整,按照新要求将《纠正违法通知书》从外卷变更到内卷装订,所以移送到公诉部门的外卷中没有了。
虽然,事情有惊无险,但是在内部引起了一场大讨论:执法的规范化是不是科学?方向是否符合司法改革的时代精神?专业化分工、职业化要求带来了条线式管理的后遗症——封闭执法,如何让检察机关各项业务相互制约又互相协调?摆在众人面前一系列不可逾越的现实拷问。
泗水县检察院检委会决定,组成以案件管理中心牵头的执法规范化发展工作研究小组。中心主任刘友太接到任务后,头绪烦乱,无从下手,只得在“平台”上搜集和梳理各部门干警之前录入的整改工作信息。经过反复琢磨,意外地发现了部门之间的强链接和弱链接,他管这个叫做“经络”。
随后,济宁市检察院林树果检察长到泗水县检察院视察工作时,对“经络”研究作出指示,并指明了一个清晰化的工作方向:完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检务管理等工作流程图,架起所有部门无缝衔接的程序桥梁,确保每一位执法者行为受约束。很快,案件管理中心完善了各领域160多项制度,巧妙地融入程序中,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套全新的检察工作流程图。
“这跟‘地图’一样,我走到哪个程序、该去哪个部门、找谁办理,都‘一目了然’。”一位前来调阅案卷卷宗材料的律师发出的感慨,话道出了这套流程图的奥秘。
在管理与创新的水火较量中,二者变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也增加了“平台”的管理、协作和文化附加值,从层级化转向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无声无息地激活了“平台”上的所有数据。
